港性行業多元化 改善政策須具針對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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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串針對性工作者的暴力案件，反映的除了是這個社群的高危工作環境，還有社會對他們的標籤和污名化 (stigmatization)。在香港社會，性工作者被看成是道德淪落的一群。我們從2003年開始在中國大陸、澳門和香港訪問了超過300名低下層的性工作者(大部分是在髮廊、按摩店、一樓一和街頭工作)。這些女性絕大部分都是因經濟原因和生存需要而從事性工作。她們很多來自大陸的農村。在大陸經濟急速發展下，城市和農村的貧富差距不斷增加；當大陸社會愈來愈富有的同時，國家卻大幅減少在醫療、教育和社會保障的承擔。中國社會的急遽變遷又進一步造成家庭的解體，很多女性在離婚後都要獨力負起照顧兒女的責任。
首要是改變社會對她們的偏見
香港的數字我們暫時未有，但我們在大陸對200名低下層性工作者進行的一個調查就發現，超過七成的性工作者每月匯錢照顧家人，四成育有孩子並負起養育孩子的責任，有兩成是離婚人士。這些數字表明，很多性工作者用自己辛苦工作換來的金錢照顧家人。但在主流的性規範和對女性的雙重性道德標準下，她們連最基本的人權和尊重有時也得不到。性工作者在遭受暴力威脅時，很少向執法機構求助。這並不是因為她們怕事，也不全因為是法律問題，而是她們意識到社會對這個行業的污名化，認為社會不會認真看待她們受到的不平等對待。因此要協助這邊緣社群，首要是改變社會對她們的偏見。執法人員亦是大社會的一分子，他們對性工作者的態度很多時是大社會偏見的一面鏡子。
香港的性行業非常多元化，提供性服務的場所包括高級夜總會、舞廳、私人會所、酒吧、卡拉OK吧、按摩院、女子理髮店、一樓一、街頭和互聯網上的交易平台。在不同場所工作的性工作者的個人背景有明顯差異，工作環境不同，面對的問題及需要亦有分別。縱觀不同場所的性工作者，一樓一和街頭性工作者(俗稱企街)收費較低，年紀普遍較大，議價能力較低。她們的客人品流複雜，面對的暴力和健康風險亦最大。事實上，雖然今次幾個命案的受害者都是在一樓一工作的女性，但其實街頭性工作者受暴力的風險亦是非常高。
青鳥在06至07年的調查就發現，受訪的30個街頭性工作者中，客人拒絕使用安全套、拒絕付款、被客人暴力對待和被人行劫的比率，分別為57%、33%、1%和33%。
一樓一和街頭性工作者的工作環境相對孤立無援。大部分一樓一的性工作者都是以自僱形式經營。街頭性工作者則有兩種，包括自僱人士和以分帳形式與中間人(俗稱馬伕)合作的女性。後者大都是拿14天雙程證從大陸來港工作的女性。自僱的性工作者可免除與中間人分帳和受中間人剝削操控的問題，但卻要單獨面對不同的客人和更高的健康、暴力和法律風險。例如自僱的街頭性工作者並沒有馬伕代為拉客，她們拉客時就可能被告「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」。因為性行業中的層級化和不同種類性工作者的處境?異，社會在進一步討論如何協助改善這個社群所面對的問題時，不能再將其視為鐵板一塊，政策必須具針對性。
在香港從事性工作和向性工作者購買性服務都不屬違法，但法例卻嚴禁性工作中介人的存在，對經營、管理和協助管理性交易場所亦全面禁止。這些法例原意是要杜絕操控和逼迫婦女提供性服務。在1990年代很多歐美國家有關性工作的法例亦與香港現時的法例大同小異，但現時澳洲、德國和荷蘭已對相關法例作出多方面修改，如規管而非全面禁止經營性交易場所和正規化性交易中介人的存在。香港在討論現時條例的問題時，可以參考外國的經驗。當然每個地區的情况不盡相同，不能全盤照搬。事實上關於性工作的法律討論牽涉問題複雜，因有相當一部分性工作者並非本港居民，亦不擁有在本港工作的權利，她們的處境比本地的性工作者可能更惡劣。規範化了性工作行業亦不一定能協助這群女性。縱然問題複雜，但這次的4個命案清楚說明，深化的討論和改變是必需的，因牽涉其中的是人的基本生存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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